 〈好好吃飯〉
陳芯宜：「好好吃飯
是如此簡單，又如此困難」
三位導演，三個與統一超商合作「零錢捐」的基金會，有趣的是，在決定誰要拍什麼題材時，竟是以抽籤決定的。「我一開始就想拍門諾基金會，因為在花蓮，我希望可以離開台北。」拍攝第一段〈好好吃飯〉的導演陳芯宜笑說。
初接觸花蓮偏鄉獨居老人，陳芯宜原本打算透過在門諾基金會工作、負責每日送午晚兩餐的送餐員們，來串起送餐員與老人家之間的溫暖互動。「門諾基金會在整個花蓮有五台車，一天要送兩千多個便當，由五、六個人輪流負責。最長的路線每天要開三百公里，真的就這樣每天送。」陳芯宜耐心解釋送餐員的工作：每個人一天跑兩趟，早上九點先去廚房拿便當，從九點半開始送，送到十一點，午休到兩點，下午備完餐後，再從三點送到五點。而每條路線也有不同風景，「他們其實比較喜歡送遠距離，有時點到點之間可能需要一小時車程，開車時可以看風景；市區反而是最累的，必須不停上車下車，我跟車時都覺得很瘋狂。」
門諾基金會有個中央廚房製餐點，位於壽豐分院。「我去看時嚇一大跳，原本以為就是做便當，只有幾樣菜色選擇。沒想到每張餐卡上都詳細記錄著每位老人能吃什麼、不能吃什麼、愛吃什麼。要少鹽少油、菜要煮得多軟爛、或是因為疾病的關係要避免某些食物等等，都記載得非常細緻。兩千多個便當要處理得這麼仔細，而且餐卡每天更新，再送到中央廚房。」陳芯宜說。
為期半年左右的田野調查，陳芯宜一邊拍攝，一邊篩選可能的拍攝對象。同時她也驚訝，送餐員不只是送便當的，與阿公阿嬤之間的互動溫暖親密，如同家人。「他們會每天反應菜飯怎麼樣，送餐員也每天去看他們有沒有吃藥，每一戶都是這樣。雖然只有短短五分鐘，但對老人家來說太珍貴了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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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：送餐員的工作並不只將飯盒送到老人手上，更包括簡單的生活照應，就像是家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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儘管每位送餐員背後都有豐富的故事，但在拍攝調查進行大約半年之後，陳芯宜在某次偶然的情況下，拍到了失智的曾有財阿公去買米的畫面，因此決定要以「老人家好好吃飯」當成故事主軸。陳芯宜說，「當時我非常猶豫，因為這不只是個議題，我還要拍攝送餐、吃飯，這是個事件。我要用什麼角度切入？社工與送餐員是可以最快速切入並串起不同人物的，很多社工本身都很有故事，但因為我一直對老人的狀態很有興趣，慢慢偏離到阿公阿嬤與社工之間的相處，過程中感覺到自己還是會被老人的故事吸引，大過於社工和送餐員。」
回想起關鍵的那一天，陳芯宜說：「他出門時我根本不知道他要去哪裡。曾有財阿公已經有失智現象，根本忘記有送餐這件事，只是覺得肚子餓了，要吃飯，所以要去買米、煮飯，是很直接的反應。他家離鎮上很遠，他走了二十分鐘到鎮上，賒帳買了米，再把扛米回家，用一把鈍掉的、生鏽的剪刀花半小時艱難地剪開，我自己都很猶豫要不要去幫他剪，剪開後又把米倒進桶裡，再扛到廚房，你看得出來他沒有內鍋，他幾乎快沒有生活自理的能力，也沒發現電鍋壞了。這整個過程，大概花了兩個小時。」是在那天，陳芯宜決定要拍老人，而這場戲會是片頭，片名「好好吃飯」四個字也跟著冒出來。「他要吃一碗飯，花了兩個小時卻還沒有辦法吃到，對我來講衝擊太大了。要好好吃飯是如此簡單，卻又如此困難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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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：曾有財阿公為了吃飯，必須步行二十分鐘到雜貨店，還得賒帳才能買到一包白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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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對孤獨、甚至失智的獨居老人，陳芯宜認為，在拍攝過程中，最重要的是陪伴。有時無須訪問，無須刻意聊天，他們心中的想法絮語會自然流淌而出。「我只是扛著攝影機去陪阿公，坐在那裡，也沒特別做什麼，有時候一整個下午就泡在那裡，熟悉之後他們也自然而然會把內心想法告訴你，例如阿公說『都沒有人要我』，這句話不是問出來的，而是他自己說出來的。」
陳芯宜直言，接到這個題目後，一年的拍攝期「實在太短了」。2014年十月真正進入拍攝期，儘管過程相當順利，但才剛建立關係，老人開始熟悉攝影機的存在，開始可以拍到一些東西時，也就到了離開的時候。「我有這種感覺，覺得還不太夠，不上不下的感覺。以後如果還有類似計畫，可能會提議延長拍攝時間。整個案子很趕，拍到過農曆年，2015年二月開始剪接。」由基金會或企業出資、鎖定特定議題，希望引起大眾的認識與關注，這樣的企劃立意良好，也能把不同議題整合在一起，但跟隨年度計畫的時程、每位導演35分鐘的篇幅，還是必須忍痛捨棄許多部份。
一輪輪篩選後，陳芯宜最後拍了六位獨居老人，但剪進影片裡的只有三個。沒剪進去的遺珠之憾，比如說，「像王伯伯的故事很精彩，他一個人過生活，還會寫春聯、做山東饅頭。他現在不做饅頭了，但我們說想吃道地的山東饅頭，他真的做給我們吃，還教我們做饅頭。我沒看過100歲還可以這樣活著。他以前在軍隊裡是文官，個性很活潑，自己收藏兩本很厚的剪貼簿，有一本裡面全是瑪麗蓮夢露等他喜歡的明星偶像的剪報。他過去在海南島打仗時負傷，每次講到這段，他就會開始演士兵、一人分飾多角，很可愛，但剪接時真的沒有辦法兼顧。」陳芯宜也說，如果狀態允許，考慮打算剪一個更長的版本。
她提到，原本只想長時間拍攝不同的老人們靜靜吃完一頓飯的長鏡頭。「有一度我很想拍老人的時間感，他們已經這麼年老，人生已經走到這個階段，只剩下活著、吃飯，時間到底意味著什麼？我本來想把畫面剪接得很純粹，就會有那種時間感。」比如秦阿公，吃飯連挖好幾口，就是因為以前遭受飢餓磨難，才將此慣習一生帶在身上；比如曾有財阿公，沒有筷子時，他就直接用手扒。因為失智，他把吃過的便當盒放在抽屜裡，就像小叮噹的百寶袋，他只要餓了就會打開抽屜，看看裡面還有沒有東西吃。「從他們的狀態可以看到很多事情，但最後考量到基金會，還是剪了比較能讓一般觀眾理解的版本。我們現在都太倚賴文字、敘事，而不是感受影像，因為這樣的觀影習慣，你會習慣別人來告訴你一個故事，我自己也有掙扎，最後決定調整成一個清楚的敘事。」
《來得及說再見》拍攝完成後，也在上映前回到花蓮，放映給老人家們看。曾有財阿公已經不記得陳芯宜，也不記得有拍紀錄片這件事。看著大銀幕上的自己，他說「那是我耶！」看到煮飯吃飯的畫面，又說「對！就是這樣！」述說著這些細小互動，陳芯宜又說，「拍攝這部片的一年之間，我的外婆、阿嬤都過世了。覺得如果現在沒有陪他們吃飯，以後可能就沒時間了。這種感觸很深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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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：導演陳芯宜（右立）及劇組與王從志（前中）阿公合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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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日日喃喃〉
沈可尚：「你得先搞清楚要怎麼死」
訪問時，我還沒發問，沈可尚率先問我：「真的很沉重嗎？」似乎這是沈可尚的人與作品予人的印象。我回答：「我會說很抽離，拉到了哲學的層次。」
從2013年的《築巢人》到這次片中的〈日日喃喃〉，沈可尚都以獨特的視角呈現照顧者內心的種種思緒，有掙扎苦痛，有紛亂拉扯。一開始，沈可尚抽到的題目原本是弘道老人基金會的，卻在「黑糖」黃嘉俊的提議下，換成了肝基會，「那時我連肝基會是什麼都不知道，但我對完全不知道的事反而比較感興趣，於是就答應了。接著發現，要怎麼拍呢？難道要宣導肝病怎麼防治嗎？還是呼籲大家來篩檢呢？這些角度都不太好切，因為它不像老人家的生活處境。」
沈可尚直言，「這次經驗滿新的，因為從來沒有與被攝者相處時間這麼短，卻要去面對人生中的重要命題。」透過病友會的互助支持團體，沈可尚發現，大家談的事物都很基本，比如能不能喝咖啡，如果喝的話要喝哪一種？要吃哪種魚？睡覺時可能遇到什麼？諸如此類的生活瑣事，完全圍繞著「要怎麼活」的核心。因此，雖然所有的命題都跟死亡有關，知道死亡不遠，但如何讓剩下的時間過得好一點？
有趣的是，沈可尚選擇的三個角色都是知識份子，也都不是老人，而是已成家立業、正值人生巔峰的壯年人。「我第一次去病友會就嚇到了。你以為生病的都是老人，但去了之後發現老人不到一半，甚至有二十幾歲的年輕人。靠近死亡完全不是老年人的專利，而是人都可能遇到的事。如果你今天五十幾歲，正在最好的階段，突然被告知生命只剩下三個月，跟八十歲的老人完全不同。」廖先生、徐老師、與她的丈夫李老師，這三個角色各自有對死亡的看法、不同的處理方式，甚至是面對社會的困惑。
先說說令人印象深刻的徐老師夫婦吧。在病友會上，沈可尚結識了他們，進而參與被攝者人生中的重要時刻。他坦言，「不容易，卻格外珍惜。拍攝過程中我每天都期待他們能健健康康地活下去，但並非總能如願。我認識了拍攝對象，也重新認識自己，當人到了老病死的階段時，可以如何思考生命？」
片中令人無法忘懷的一場戲，是徐老師對著鏡頭，訴說病後感到自己生命意義被剝奪的那個時候。「我在病友會上認識這對夫妻，覺得他們之間好像因為生病的關係，有些話沒說開。那是我第一次去他們家，非常冒昧請求他們對談，我來當攝影師，在現場讓被攝者展開對話。徐老師講出自己的心聲，因為那次對話，我才決定要拍他們。」那天，他們聊了兩個鐘頭，沈可尚只是預備著攝影機，誰也沒準備好，然而當下的氣氛，卻讓沈可尚覺得可以試試。將生病後的心情娓娓道來，徐老師最希望的其實是再次站上講台，扮演一個好老師，而非母親或妻子。關於這個部分，沈可尚說，「徐老師寫了信給先生，信裡說抱歉，她並不是一個好太太。對病人來說，他們最討厭的可能是被關心，那是很大的壓力，他們真正在乎的或許是別的事情。」
「他們和其他角色比起來，有比較好的表達困惑、想法的自述能力。他們是知識份子，非常知道攝影機可以幹嘛，也想知道你會怎麼做。生病的人拒絕被拍攝的理由很正當，沒人會歡迎，而且這提醒了他們的重病。」因此，鏡頭脫開了訪問，而是擺在一邊，讓被攝者自己說出內在的心情。沈可尚解釋，第一次嘗試時，他只把攝影機丟著，人離開，讓角色自己說。他發現，當他們閉上眼睛喃喃自語，是與訪談完全不一樣的，變得破碎、親密、隱私，且不一定有邏輯。「面對死亡，自述或許是比較好的方式，這跟訪問的因果邏輯不一樣。我後來只問他們最簡單的問題：某月某日這個階段，你在想什麼？」
第一次拍攝丈夫李老師在研究室外的長廊上，回憶起第一時間得知太太生病消息時的心情，沈可尚人是不在現場的。「我架好攝影機，人就離開了。晚上回去重看素材，覺得終於聽到照顧者內在的紛亂。第二次，我問他介不介意我在場，他說沒關係。於是我請他講得更具像，把內在的紛亂喃喃說出來。」
角色們的內在呢喃，成為沈可尚非常希望聆聽的聲音，也形成這部紀錄短片的獨特觀點。「我發現每個人在面對這種陌生境地時，內在不斷反芻、消化，沒辦法大方與別人分享。他們可能原本不知道自己有這麼多話想說，但攝影機機制一但啟動，可以講上一、兩個小時，腦中有大量潛伏的情感因素，會一直被勾出來。這變成我拍攝後期的工作方法，這也讓我保持自己比較喜歡的距離感。每次拍攝，我幾乎都會在場，問他們那段時間在想些什麼，有時聽到一些有趣的東西，會再丟出問題。」
這些喃喃自述，其實是有著高度自覺的，但因為這個命題太切身，因此被拍攝對象願意對著鏡頭訴說。影片後半段，「先生在車裡講話那場戲，他說心煩時會開著車到處亂晃，我跟他去海邊，但我知道如果我在車裡會很奇怪，因此我讓他把車子停在旁邊，架好攝影機後我下車，所以我不知道他說了什麼。李老師的部分我拍了很多，如果要剪出來，絕對可以獨立成長片，因此最後鎖定在照顧者的內在世界。如果聚焦在生病，觀眾能夠聯想的範圍會比較窄。」沈可尚說。
影片的每個細節環繞著角色們的生活，包括看病、開刀、栓塞、陪小孩……。同時，沈可尚也將DV交給他們自己拍。這些在家中如廁、煮飯、燙衣服的日常瑣碎，在死亡陰影之下，卻起了一股悲傷難以言喻的化學反應。「那是我把攝影機交給他半年後才拍出來的東西。我叫他丟開所有的構圖、訓練，用直覺隨便拍。困難之處在於，沒有人有辦法帶著愉悅的心情去拍將死之人，那很矛盾，你希望他們健康，但不可能。你希望自己不要被捲進去，又要靠近他們的情感，並保持紀錄片導演的位置，所以那是複雜的。你要怎麼說這個故事？看待這個角色？」因此，每回拍攝完畢離開現場，沈可尚總不直接回家，而是在車上沉澱許久，聽自己的呼吸，再去便利商店坐一下。「切換模式後再到下一個角色，現在已經養成習慣。」沈可尚說。
除了徐老師與先生，另一位主角廖先生，也在沈可尚的鏡頭與剪接下，呈現了生前的最後身影。廖先生是唯一一個對攝影機敞開雙臂的角色。「我看到廖先生自拍他和小孩的照片，覺得他好著急，因為量非常龐大，一週要拍好多照片，用硬碟備份三分，一份給妹妹，一份給太太，深怕它會不見。他寫信給孩子，用電腦重複修改，最後再用手抄。當他開始手寫，我很緊張，因為那代表他可能知道自己已經快不行了，你可以感覺到他急欲留下什麼給小孩。他的想法非常簡單：我自己拍不夠，你們幫我多拍一點。他面對鏡頭完全很自在，這反而讓我很害怕。他看自己之前拍的東西，都能倒背如流，表示他可能看了超過二十次。」
生病前，廖先生是個電腦工程師；生病之後，每個人都必須面對自己生命中抉擇，就像列下想完成的願望清單。「廖先生很用力一直想留給小孩些什麼，不管自己要什麼，他喝了嗎啡休息一個鐘頭，再勉強起來陪小孩玩。劉伯伯最想要的是平凡、如常地過每一天，他打電話給所有朋友告別，但道別後他到現在還活著，卻不太願意跟我們討論生病這件事，也沒有想要去完成什麼，那是老人家對生命的理解。徐老師最想做的是教書，她不想被照顧，就算只剩一點點力氣，也要站在講台上。她先生會覺得，妳最愛的難道不是我嗎？但這不一定，她的存在感可能是建立在講台上，每個人的詮釋、想留下的都不一樣。」
沈可尚明明拍到了許多煽情的畫面，例如廖先生離世前的最後三天，剪接時卻全都捨棄掉了。「他生前最後三天，連講話的力氣都沒有，小孩不清楚狀況，在旁邊跑來跑去，他一個人默默流淚。我看了很難過，但這些畫面我不想放進去，因此第一個剪接版本是完全沒有廖先生的，連一秒都沒有。我不想讓他的家人看到他過世前最憔悴的樣子，也不想消費死亡。我拍到這裡，會覺得應該退出來，因為死亡有點私密，我覺得我和他還沒有熟到可以同他家人一起面對他的死亡。但後來我還是想要留一些訊息給觀眾，於是挑選一些病容沒那麼糟糕的，試著擺進去。」影片完成後，廖先生的妹妹對於在紀錄片中留下最後身影感到挺欣慰；他的媽媽也說，他修了一個不錯的緣分，因為大部分的人沒有被記錄下死亡的機會和經驗。
死亡、病痛、照顧者的掙扎，很多人說，沈可尚老是拍很沉重的東西，但這反映了他的人與生命觀。「我對照顧者的角色非常熟悉，因為我從小到大幾乎都在照顧家人，比較能靠近照顧者的內心，無論李老師或《築巢人》的爸爸。他之所以會願意被拍，也是因為知道我可以同理他們，自然會往那個方向走。」拍完後再回看，沈可尚說，還有很多他們的心思無法完整呈現，因為他們內心的喃喃自語時時在變化。「以前覺得老病死離我很遠，但似乎現在就必須開始學習這條人生必經之路。這讓我思考，你得先搞清楚死的時候想要什麼樣的死法？以什麼樣的身分？這會確立你現在的人生，可以不必往無謂的方向努力，全力以赴把生命過成那個樣子。〈日日喃喃〉讓我變得還滿身體力行的，我希望我死的時候可以帶著幾部真正好的、原創的作品離開，」沈可尚說，「其他的，只是枝微末節。」
〈人之老〉
黃嘉俊：「在年輕的當下
用很老的方式活著」
《來得及說再見》最後一段〈人之老〉其實是個溫暖的愛情故事，講的是一對年紀逾百的老夫婦，如何經歷戰爭、兩岸分離、各自婚嫁後，又再度生活在一起的動人經歷。英文片名「When a Woman Loves a man」來自一首英文歌，大寫的「Woman」強調了女性在家庭裡的重要性。相較之下，男人則像個永遠長不大的小孩，仰賴伴侶的照顧。黃嘉駿說，「拍老人議題，就像爬上山頭後，要更艱辛地下山，像是後半輩子的另一個課題與新的挑戰，這部片讓我提前思考，達到人生的顛峰後，要過什麼樣的生活？」
原本，黃嘉俊抽到的題目是肝基會，但因為過去拍攝公視人生劇展劇情片《找到》，就是關於器官移植的故事，對於肝病、器官移植太熟悉，因此選擇更有挑戰性的題目。《找到》的劇情描述兩個得肝病的父親，與小孩捐肝的過程及選擇，一個男同志選擇以捐肝彌補對父親的缺憾；女外科醫師選擇保有完整的身體與職涯。「我們去醫院實際做田野調查，發現很多人選擇放棄不捐了，原因之一是身體會受倒很大的影響，至少半年復原期無法工作，還必須服藥，身上也會有疤痕。很多人正值衝刺的青壯年，家人也未必希望他們捐肝給上了年紀的長輩。」黃嘉俊說，其實捐或不捐，一開始就已經註定了，即使繞了一大圈，過程只是讓你確認這個決定不會讓你後悔，所以片名叫「找到」。
但這也不是黃嘉俊首次接觸老人議題。幾年前，黃嘉俊前往安徽，拍攝慈濟建設的敬老院，「裡面每個老人的生命過程不同，最後卻殊途同歸，在這間敬老院裡等死。更諷刺的是，很多人除了身分證上的照片，墓碑上卻沒有照片，所以我幫他們每個人拍了一組照片，用相框框起來，爺爺奶奶們拿到都很高興。我覺得那是個開端，我意識到，大家其實不敢談論死亡。但如果不談死亡，要如何好好活著？這是我第一次面對這個問題。當好這次有機會，就想拍老人的議題。」
黃嘉俊不選擇悲情的呈現，反而把它拍成一個愛情故事。他說，一開始，弘道老人基金會給了很多最需要幫助的獨居老人個案，非常悲苦，可能8、90歲了，身邊還拖著一個身障或有精神疾病的孩子。「我覺得那太極端了，可能每個人都會敬而遠之，生命共通性沒那麼強，也無法讓觀眾有同理心。」黃嘉俊後來問基金會，有沒有老夫老妻？他想看看，有伴的老人狀態是如何？他們需不需要幫忙？面對的難關是什麼？「我選擇拍攝了住在員林的這對爺爺奶奶，與住新莊的一對視障夫妻。視障者的生活方式非常不同，家裡都不開燈，出門時太太就搭著先生的肩，沿路用拐杖撞出一條路。」初剪版本，兩對夫婦的故事並行。監製看過後，才決定把員林這對老夫婦的故事講得更飽滿完整。「因為有這樣時代背景的外省第一代已經快要凋零了，我想先把這群人記錄下來。」黃嘉俊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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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：黃嘉俊的〈人之老〉將鏡頭對準一對走過戰亂與分離的外省夫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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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於生活純粹、規律，黃嘉俊像是拍攝自己的親人一樣，沒有經過太多磨合適應就順利進入這對老夫妻的生活空間。「拍這對夫妻反而不太有拉扯，因為他們的生命走到這個階段，都經歷一些洗鍊，表現出來的是一種圓滿的相處。但即使狀態再圓滿，還是逃不過老病死。與他們互動其實沒有太多難度，只要讓他們認識我，知道如何保持最自在的狀態。他們就像我的外公外婆，也很樂意敞開大門，因為沒有其他人關心他們。」黃嘉俊笑說，爺爺平常其實很邋遢，愛喝酒、不愛洗澡，但只要劇組去，他前一晚就會說要洗澡，還會指定要穿的衣服樣式與戴帽。」
相較於《一首搖滾上月球》花了五年時間拍攝，〈人之老〉用一年時間捕捉到老年的從容樣態。「很多人覺得老了就是生病、怨懟、貪心、遺憾，但老不只這些，我感受到的是從容，對死亡與慾望不太在意，吃飯時就單純吃飯，用老人的態度享受生活與每個當下。我從他們身上學到，如何在年輕的當下用很老的方式活著，老可以萃取出很好的特質，你知道死亡必然存在，那就接受它。」
黃嘉俊形容，拍攝紀錄片，就像是一個心理治療和成長的過程。「《一首搖滾上月球》裡有六個爸爸、六個媽媽，所以各自的投射、反饋、排列組合非常有趣，從中你會更清楚自己的位置。紀錄片拍愈多，會愈覺得自己有些預知能力，因為對人生中的貪嗔癡有些頓悟，知道鏡頭下的人們可能會做出什麼樣的選擇，做了某些事後會有什麼樣的反應。就像看活生生的3D電影一樣，看著事情發生。我拍的題材都是我感興趣或困惑，甚至是恐懼的，只好藉由拍紀錄片去看看別人怎麼做的。這其實是自我投射，我會思考他為何做出與我不同的選擇，會想要看出一個所以然來。」他說，拍攝紀錄片從頭到尾都是在處理人，但更多時候是在處理自己，像是種心理治療，而且是非常形而下、入世的。
老夫婦間的親密情感，建立在具體的房屋空間與紮實的物質基礎上，同時，人與人之間，總是揭露一些，又隱藏了一些。比如老奶奶提到，自己在中國大陸的親人去世，她雖傷心，卻也沒對老伴提起。影片後半段，拍到兩人一起回到故鄉大連，憑弔奶奶已逝的丈夫，令人不禁想像，要經過怎樣的人生洗鍊，才能有這樣的包容胸襟？
從大連回台灣後，奶奶便因骨質疏鬆，骨盆裂開，躺在床上兩個多月；爺爺因為失智，身體狀況也急轉直下，「他很固執要太太照顧，因此不吃不喝、變得很瘦。」現在，多半由親人與弘道老人基金會的居家照顧服務員、送餐服務員或社工輪流照顧。黃嘉俊的這部短片，或許真保留了這即將凋零的珍貴片刻。「活的方式有千百種，差別在於活得好或不好。有機會活到老已經很不容易，這部片讓大家可以開始討論老病死。生命太無常了，把握當下就好。」
（劇照提供：穀得電影）
原文連結：http://www.funscreen.com.tw/headline.asp?H_No=581 | 
